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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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妈妈, 我和鸣近照
鸣和荔
wome鸣和荔, 和谢谢
平时的加州阳光明媚，可在7月四川地震后的第一个周末，却阴雨绵绵。
我要和我的学生一起为四川赈灾义演。因为要在露天表演，我特别买了一个红色的代音响的电声小提琴，并邀请了我的钢琴伴奏，和我合作了11年的白芙女士，和我和我的学生一起演奏。
那是像王府井的一条步行街，非常“繁华”的“沙漠绿洲”。除了画廊，名牌店和独具特色的饭店之外，中间是一条绿茵茵的，有大树桌椅的休闲地带，是我带妈妈来看画展，吃冰激淋的地方。
看着老天如此的不配合，妈妈一直担心，我表面镇定，心里十分焦急，只能拼命的祷告，“万能的上帝呀，请你不要下雨吧！”连我自己都怀疑上帝真的能管住下雨吗？我的要求太多了吧？
到演出的路上我的钢伴还来电话说，要下雨了，我们还要演吗？我说，一定要演，我已无法通知大家。如果没人来的话，我一个人也要站在屋檐下拉我的电声小提琴......
来到沙漠绿洲后，一个特大壁炉，温暖的火已经点燃，老天不仅把要下的雨憋了回去，还来了个阴转晴。傍晚的绿洲开始有了活力。
很多支援这次义演的来自网站“大手和小手”的妈妈们来了，学生们也陆续都来了，从刚学几个月的3岁小学生，到马上就要上大学的老学生，还有已经转到别的老师那儿学生居然也来了，所有的学生，包括周末非常忙的学生一个不拉，都来了，当然还包括我的托儿：妈妈，帮我管音响的先生，还有我那个平时没时间练琴，倒总是喜欢参与的女儿！
我们站在壁炉前，尽情的，忘我地演奏着，琴声飘扬在傍晚的步行街，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游人。孩子们不仅和我一起演奏了，还意犹未尽的兵分三路，拉开了音乐的战场，此起彼伏，唧唧嘎嘎的，好不热闹！！！当然是我和的大学生们在主战场最过瘾，有钢琴，有吉他，还有我的音响，“这是最后一首”说了好几次，可孩子们还是不想停！五岁小孩儿那组也一点不示弱，看他们陶醉的样子，真不像去年八月才开始学的。
夜幕降临，家长们点燃了纪念地震的烛光，我们开始一遍又一遍的演奏“让世界充满爱”，家长们用英文用中文大声朗读着歌词，才学几个月的孩子们也拉得那么好，周围围满了听众，捐款达到1千5百多美金......
在海外的生活是紧张而忙碌的，但当有这么多热爱祖国的人们为了爱凝聚在一起，做了有意义的事之后，心里充实了许多！
谢谢
最近，十岁的女儿总是问我，“妈妈你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在文工团拉小提琴和跳舞。”
在美国，她的第一个工作大概不会这么好吧？女儿说，“在我当牙医之前，我要找一个卖冰激凌的工作......”这是美国孩子的必经之路，大学之前，先打工......
想想30年前的现在，我还在吕梁山上，每天早起锻炼，吃小米稀饭，清清的，加一个窝头，黄黄的。上午练琴，中午又吃饭，红面擦圪抖儿，二两，半天也吃不完，之后还胃酸。隔一天吃一次白面条，是大师傅的手擀面，六两，每次都不够吃，因为有个说相声的演员为了自己都吃点，又不需要练什么，所以就在食堂吃白面的时候，站在炉台上，为我们捞面，一笊篱水，半笊篱面，“哗”的倒在碗里，，，，有的时候吃馒头，又是六两，三个，想省着点吃吧，放在炉子上烤着，不到一会儿，还是忍不住一点点地都消灭掉了！过国庆节的时候，会有一次六两大米饭加一勺过油肉，丰盛极了！和我的从四川回来的好朋友白玲一起，坐在我们的阳台上，俯视文工团大院，慢慢地享受着，无限地美好的，尽量地把这顿“我们都是南方人”的大米饭吃到永远都吃不完！
挣的三十来块钱，有一天大家都去看电影，两毛五分，除了饭票，我居然翻遍抽屉都找不出多余的钱，没去！
那个时候，棉姐的林场在大山里，我坐了两个小时的拖拉机，颠的屁股都散了，人也傻了，才能到她那儿。但和别的亲人比起来，我们居然是最近的。姐姐的林中小屋，就像电影上的一样，又炕，有炉子，有灯，有她的好朋友给我做的热腾腾的“布加汤”，（疙瘩汤）。我被伺候得像个小客人一样，棉姐却不在了，她得跑到“林到”那儿销假，补拉掉的工作日，第二天还得上山砍树。她的手一直都是红红的，骨节突出的，干过很多重活的样子。
幸好，二姐小棉开始住在我那儿，早出晚归，到附近的高中复习，本来在我印象中两条粗粗的辫子，变成了两条细毛根儿，脸也是菜色儿的，这是我们美工袁老师说的。辛苦没落空，终于考上了医学院。
三姐小波也被我和我的乐队孟老师招到了团里，拉大贝司。她本来在我们地区的大大的，黄土飞扬的体育场上说，“我钢了心，要一辈子拉琴."
不是因为没有毅力，也不是因为没有音乐的天赋，而是机遇，她遇到了一位特别喜欢她的从中央下放来的，给毛主席当过翻译的，和一个非常像男人的，黑黑的，嗓子哑哑的，唱黑脸的晋剧大拿结了婚的俄语老师。喜欢她到什么地步？像现在这样，上一次私人课几百块钱，当年，杨老师给她上了数不清的课，却一分钱没要过。只有一次我们想请他来我们小屋吃“饭”，居然人家杨老师教我怎么切葱，，，，小波的口语考全区第一。全区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在考，但全区决对只有她一个人，用全县都听不懂的话，在吕梁山的离石县，在三九寒冬，打开窗户，让北风对着她自己，也吹着睡在被窝里的我，大声用俄文地朗读着“谱鞋没--鞋没铺----没谱鞋，，，” 她不考“第一”是没有理由的！
没什么好吃的，但她至少可以把我们一个月的白糖一口气都吃掉，算是补脑。
可惜后来又转回汾阳中学补习，我过年的时候给她去送宽宽的大带鱼，看到她和十几个学生挤在一间黑黑的房子里，一条通铺，吃不好，睡得少，当年大声朗读俄文的翩翩少女变成了一个瘦弱的营养不良的数学总是补不起来的“不牺牲”（补习生）。可就这样，人家还每天练中长跑，得地区冠军，达国家标准。家里又有一个人跳出了生在苦中不知苦的孩子！
谢谢
女儿明年上中学，我说，“你应该走路上学，像波姨妈一样，年轻时有个强壮的身体，一辈子都健康！”
两个姐姐都从我那也不算阳光的“吕梁地区监狱”（文工团团址）奔向了她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什么都没多想，只有上了大学的喜悦！可现在想起来，那绝对是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女儿现在五年级，我六年级没上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个工作。女儿问我，“我上哪个大学好呢？”我说，哪个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每天都努力，学了很多你想学的东西。如果你努力了，门口的社区大学照样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的小屋变得冷清了，我也开始像两个姐姐一样必须上大学了。团里不同意，好朋友来说，文工团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倒要走了？没辙，妈妈亲自上山，说服地区的“拎倒”，好不容易等到文件下来的这一天，团里的“拎倒”又刚刚坐着吉普车下了吕梁山，回他的汾阳老家去了。截止日期只有一天了，我只好后脚坐长途车跟上他了。当时没电话也没手机，只好来个跟踪追击。我到汾阳城，已是下午5点。而领导的老家离城还有45里。怎么办？小波在旅馆工作的好朋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没地图，我就这么样朝着想象的方向一直骑了过去。翻山越岭，渴了，就喝黄土水，也没拉稀；饿了，就这么饿着......追到他家的时候，老头子正在被老婆子伺候着用热水烫脚呢！为了让他不得不服从“拎倒”的决定，同意我上学，我跑这么远，他只好签字。幸好，这辈子这种事再没发生过。所以这里一定要记下来。
上了，因为刚好赶上了年龄限制的末班车；不仅上了，还带工资，因为我已经工作了10年了；没有再回吕梁了，而是到美国又读了小提琴硕士；从租两百美金的学生房，到买第一栋28万5的阳光房，一直到自己按自己的心愿设计盖好了价值两百万的，连自己都不忍心享用的理想房......
女儿听了我的故事，拍拍我屁股，好棒的意思。
“妈妈，你该减肥啦，这样你会更有自信，别人也会更喜欢你！”
是啊，我从吕梁，到北京，来美国，从来没像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大姐她们瘦过，苦过，带过眼镜儿。是啊，农村的队长总是指着我，“老陈家四女子，”搁蹉“的那儿，做甚哩？”
妈妈的故事------我健康 我幸福 我骄傲
妈妈在香港机场留影
我1931年8月出生在上海。1931年陈惟中回到纺织本行，在上海美亚织绸厂任技术训练部主任，在上海加入了邓演达先生创建的“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现在的农工民主党前身），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我的母亲毛蔡琴在生了我之后进了新华艺专。新华艺专是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办的一所进步学校，由著名画家潘天寿创办，刘海粟和徐悲鸿都曾在那里任教。母亲进的是艺术教育系，既学美术又学音乐。我们衣食无忧，在一种浓郁的艺术气氛中长大。原以为我的生活就会这样一直下去了。抗日战争期间，我家数次搬家：上海——长沙——平江——重庆，我和哥哥也是跟着父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是一年转一次学，觉得很好玩。当时我们在大后方，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家中常有艺术家来往，我们兄妹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一些艺术的熏陶，学会唱许多抗日歌曲，我们还自办“四四”壁报专栏。我在学校参加歌剧“农村曲”的排练，还担任女主角，并选到政治部大礼堂演出，兴奋之情无以言表，感到自己也为抗战出了一份力。
高中毕业后，遵照父亲的意愿，哥哥到南京上了中央大学农学系，我到北京上了林学院。这个专业改变了我想学文学艺术类专业的初衷，奠定了我一生从事农村工作的决心。我来到山西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从事造林和水土保持工作，开始了经常下乡蹲点搞调查研究，组织动员广大农民改天换地、与天斗、与地斗的积极性。我常年跋涉在占全省面积70％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区的坡、沟、原、梁，我和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干就是四十年。我可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走遍了山西黄土地的沟沟坎坎，吃遍了山西老乡的各色派饭：玉米糊糊南瓜汤，杂粮窝窝红面馍。我能分辨和学说山西各县的地方方言（有的话比英文还难懂）。我不仅要搞区划和规划，还要和老乡们在一起打坝淤地修梯田，种树种草种果树。我从事的改天换地的工作，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脚板和一副好胃口，我的身体也在农村工作中锻炼得能吃苦耐劳。至今，我身体健康，能吃能喝能睡。
九一年，我以高级工程师退休。我一生酷爱唱歌，现在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圆我的梦想。退休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组建山西省老年合唱团。没想到广告一登出，竟有那么多的老年歌友来参加。从此，我比上班还要忙碌：学唱、排练、演出。我们的合唱团在参加全国第一届老年合唱节的比赛中荣获金奖。紧接着，我又参加了山西省首届老年服装模特大赛。经过初赛、复赛，我又捧回了个人第一名。真可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了！
至今我已年近八十，仍旧爱好多多：唱歌、跳舞、快走、打太极，甚至还能跑几十米。退休后跟着子女走东跑西，尽情享受祖国大好河山的美景。我先后去过西欧六国、俄罗斯、加拿大、台湾等地旅游，三次到美国探亲。由于性格使然，我在那里广交华人朋友，组织各种活动，坚持锻炼身体。有的朋友竟称我为“校长”，其实，我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召集人而已。看来，我的凝聚力还不错哩！
妈妈和她的五个孩子们
我的一生是坎坷的，可是我的命运又是幸福的。最大的幸福是我养育了五个可爱的儿女——冬、绵、菠、荔、莱。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受了不少苦。那时候工资低，几乎是每月都入不敷出，他们都过早地尝到了人世的沧桑，日子窘迫，缺衣少吃，没有新衣，没有玩具，没有零食……幸好，他们都继承了我的乐天的性格，在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中成长起来。孩子们都有插队插场的经历，个个能吃苦耐劳。在恢复高考后，从1977年到1981年，五年中五个孩子都凭自己的本事陆续考入大学深造，“五子登科”在我工作的农林系统传为美谈。如今除四女儿荔留学美国后在当地工作外，冬、绵、菠、莱都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为祖国，为社会努力工作着，在教育、医疗、新闻、音乐等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
儿女们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引以为荣，并深感自慰。
一生我没有任何财富，我现在过着苦尽甘来的日子，别无他求，没有后顾之忧，尽情享受生活，享受幸福。我的五个子女就是我的最大财富，是我的宝贝，更是我的骄傲。
我们家五个孩子，两个籍贯，两个大姐北京人，我们三个，总说自己湖南人；两个姓儿，两个姐姐姓杜，我们三个说我们姓陈；这两个姓在我的生活中，变得极为敏感，像阴阳一样，在我心中分成了两极，一个热，一个凉，一个近，一个远，一个亲，一个又说不清的亲还是疏，，，，两个祖母，两个姐姐只说奶奶，而我们三个，只提姥姥；两个父母，两个姐姐只有爸爸，而我们，只有妈妈；两个家庭习惯，爸爸家的北京饭，饼，牛羊肉，各式饺子包子，，，，妈妈的家，大米，炒菜，，，不过，困难时候，都是差不多的红面窝头。
爸家是地主，妈家是资本家。在两个姐姐的文章里，第一次，奶奶被大力歌颂着，在我们三个已歌颂了我们的美丽，亲爱的姥姥十几年之后，我第一次读到了歌颂奶奶的文字，同样那么深情，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新奇，我迫不及待地细细的读者两个姐姐的文字，想像着我们一点都不熟悉的他们的生活细节，品味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语言的韵律，体会和我们一样对祖辈的一往深情的回忆，，，，
我小时候，到爸爸家，地主出生的奶奶总是盘腿儿，有一双特别的尖尖小脚，坐在炕上。奶奶会看我的手，"封建谜信地"看我有几个簸箕几个斗；之间有没有缝儿，聚不聚财什么的。临走，奶奶总会从她的斜挂襟中式衣服里拿出两张两毛的钱给我。每次去，地主奶奶为了"拉拢腐蚀"我总是会这样。我不会让家里人知道我会偶尔跑到爸家，因为那是个禁地，连同他们住的那个大院，几步之隔，哪怕进去找同学什么的，都觉得特忌讳，怕姐姐弟弟发现告诉妈妈，"小荔又去了"。
长大后再去爸爸家，爸爸会让我坐在那读文史书，我有点读不进去，坐在那儿打瞌睡。 爸爸是水利厅的笔杆子，我以前不知道，后来听妈妈和别人说的。他读了那么多书，可却没有机会让我从小每天像他一样这样做，所以我困了也是应该的。
爸爸到美国来，也用同奶奶一样的思想教育了我一下。比如打扫卫生的没做干净，他会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没做干净，还想要移植我们院里漂亮的花，爸爸也同样殷勤地给了人家，说做人要大方之类的话。
其实这些做人的道理，很多都在古书"三言两拍""拍案惊奇"之类的书中出现过，但这样被奶奶爸爸活学活用的用在了教育子女的生活当中，还是让我不得不和"地主阶级"挂上钩来。人们已经早就不用这样思想来教育孩子了，人们早就变得比老虎还贪婪，比虱子孩还自私，从来没想过还可以用"静坐常思自过，闲谈莫论人非"的儒家思想教育自己，因为总是忙着教育别人了。
爸爸妈妈，生完五个孩子之后，变成了一个月亮，一个太阳。有一次我在爸爸家吃饭，妈妈等不及了，跑到楼下大喊我的名字，爸爸急得要先下楼想见，棉姐说，'您穿衣服再跑也来得及...... '爸只好重复说着，"让你妈上来坐坐，，，"倒是我先下了楼，爸也接着跑下来，请妈上楼坐。我多希望月亮也可以和太阳在一起呆一会儿啊！我们不是常常可以看到傍晚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太阳还恋恋不舍的挂在天边？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月亮不是也不愿意走的吗？......
有了新科技之后，我们有了美国到中国的频视，妈妈坐在计算机前，见到她的大女儿，大孙女，大重孙子，还有一个老头儿，，，，好几秒之后，大姐大声地宣布，"世纪的相会，世纪的相会！......
我的兄弟姐妹: 冬、绵、菠、荔、莱 （从右至左）
冬的故事
刚刚解放的北京。在钟鼓楼东边的北锣鼓巷，街道比较整齐，满是晚清和民国的建筑，一棵衰朽的老槐树冒出了茁壮的新枝。在胡同南口路西高台阶上的一座四合院，那就是我们的家。祖父母住在北房，三姑住在西房，我的父亲和母亲刚结婚住东厢房。一年后冬天，我出生了，是杜家我祖母的第一个孙女。先是怀孕的母亲住进了北新桥的道济医院（今天的北京第六人民医院）。值班护士告诉爸爸，婴儿房中，十几个新生婴儿中， 我的个头最大，身体发育最好，哭声最亮。果不其然，回到家里，在奶奶无微不至的喂养照料下,我九个月就会在炕上扶着窗台来回奔跑了。当时的奶奶已是花甲老人，随后请来二姑和隔壁的魏奶奶一起帮忙照看我。为了更好地喂养我奶奶把自己喝的牛奶停了，来喂我。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生下我后，要回山西工作，我只吃了一个月的母乳。我儿时壮的像小牛犊，就是现在也是五姐弟中身体最棒的。可能和儿时牛奶有关吧。当时，爸爸每月寄回的十五到二十元根本就不够我的花销，奶奶经常到典当行当几件家中的旧衣物填补家用。
四岁那年，我们卖掉锣鼓巷的房子，搬到北新桥的褡裢坑。在那我先上了幼儿园，五岁还被幼儿园老师打扮成小仙女似的，用小竹车推着到天安门参加十一国庆节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真幸福死了。（那时还没有特别论阶级成分呢）。后来接着上小学，就在北新桥那儿的五显庙小学。学校不大，但老师都特好，同学也好。我到现在时常想起我的小学班主任潘琴颖，我当时跟她最亲，每天早晨我会提前出门，步行十分钟到她家等她一起上学，放学了也要等着跟他一块儿走。可能是从一个月离开母亲一直到那时，我到没有直接接受过母爱的原因吧， 我每次都会抢着挽着她的手臂，享受那胜似母爱爱抚。还有我们学校的那位瘦干巴体育老师刘老师，他对我体育方面的培养，使我终受益。我后来到了山西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直至自己当教师，体育方面一直都是最好的。还有我的那些儿时的同班同学，住在一条胡同每天一起上下学的小个子女生屈达，男生什么森的（你瞧， 我连他（她）们的全名都一一记得呢。）在小学里，我一直都是班长又是学校的大队委，每次召开大队会，唱队歌，出队旗， 都是我指挥打拍子，当时的我真可谓踌躇满志。记得，奶奶一直叮嘱要好好学习，说是连我上大学衣物手表都准备好了。1965年的备战备荒，和接下来的十年文革动荡，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六五年为应党的备战备荒，我离开了哺育我十三年的奶奶，离开了我的出生地北京，转学来到我父母工作的地方---山西太原市，上了附近的桃园小学。这时父母亲已经离婚了，爸爸带着我和绵妹住在水利厅四院的简易平房，母亲则领着两个小妹妹和小弟与姥姥小姨一起同住在五院。两家各自过着艰辛的生活，只有逢年过节我们两姐妹才到母亲家探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让我上十中（当时太原最好的中学）的梦想破灭。随着干部下放政策的实施，父母亲相继被分到偏远贫穷山西农村.眼见着一批批和我同龄的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纷纷找到工作上班了,尽管我数次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据在工厂之外.无奈我和绵妹这一双无家可归无学可上的流浪儿只好在天津北京的亲戚家寄住.直到1972， 靠爸爸好友的帮忙，我们又返回到太原做了借读高中生，however,又能读书了.抓住好不容易得到的学习机会,我们象两块小海绵汲取着知识,感谢父母不仅给了我们的聪明头脑, 还给了我们坚毅的克服困难能力,两年后我们以优异毕业.工作无,在我的一位化学老师的介绍下,开始了我乡村的代课教师生涯.头两年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近郊,后到每天挤公交到矿务局中学.一两个月更换一所学校是常事,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我努力地向倾倒着自己在校汲取的各科知识,一干就上五年.再这 期间, 语文,数学,物理,音乐,体育等课我都教过.就象正式教师一样我也做班主任,学生非常拥戴我呢.记得在矿务局代教时,最惊险经历是教师参加高产日下到矿下采煤 ,第一次要不是我跑的快,我就去上帝那儿了.不过那段代教的经历为我后来当教师还是有帮助的。
77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圆了我上大学的梦.当时我还在矿中当代课教师,并且还带者班主任,报名到考试只有很短的复习时间,记得我为了被政治,常常整夜开着灯,困了眯一会儿,醒来再继续背.高考成绩出来,政治分数甚至高过我的强科语文， 被太原师范（现在的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因某种原因我转到英语（这一转，对我以后的教学更有益了）．大学期间，除了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我还是文体活动的活跃份子，一直担任校女排队长，班上的文艺骨干。81年毕业后，先被分配的一所偏远的普通中学教英语。这是已经28岁我得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我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为此倾注可以说是所有的心血，早来晚走，连周末都在进行家访谈心。在教学上积极进行改革，工作中任劳任怨，所授课班的成绩一直领先，受学生爱戴，也得到领导好评。被授予市级 优秀教师，教学能手，青年三八红旗等称号。后来因女儿该上中学了，我又通过试讲调入太原市第一重点中学---太原五中。这是一所百年历史的老校，每年都会向全国各重点输送大批合格毕业生的重点中学。在这，我又开始了我英语教学生涯第二个冲刺。我从没间断学习。为了提高专业水平，我有分别进行了英语本科和研究生的在职学习，到我研究生学习课程结束，我已近四十三，四岁的中年人。我不后悔当孩子王，它让我享受与孩子们一起的欢乐， 让我忘记人世间的尔虞我诈，虽然教学有压力，但我活的潇洒，活的自然。现在我已是一名退休的高级英语教师，我教过的 学生也已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现在我最大的乐事,就是收到学生发来的问候信息,或是被邀参加学生的婚礼,逢年过节与我的那些小朋友聚会聊天。
如今我们的国家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大国,也已经成为世界强国.我的家庭也基本实现了小康.去年，我又升级 当上了外祖母。可我还放不下我的教学，闲暇还带些课，发挥发挥余热吧。
绵的故事
杜晓绵 职业 妇产科医生 业余爱好 上网 音乐 游泳 滑雪
小 时侯，瘦弱的我很内向，喜欢安静，从不敢在人前大声说话。只在没人时轻声地哼哼 歌，跟广播里学的，哼给自己听。直到上小学时班里排节目，老师让我担任领唱，我才知道我竟然还会唱歌！真得感谢这位老师，是她发现了我的这种潜能，给了我自信，并使我从此变得开朗起来。开始关心身边的事情，朋友也多了，和小伙伴们一起跳皮筋、踢毽子，还被大家选为班干部——小队长。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所以读书不敢马虎，由于成绩不错，期末被评为三好学生，当我穿着老大穿过的笨重的旧棉猴走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奖状时，心里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上五年级的一天，当我象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走进校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操场，我们敬爱的老校长被戴上纸帽子挨批斗、游街，校园一片混乱，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停课，跟着高年级学生上街游行。
由于不上学了，就在家帮奶奶喂鸡，喂兔子，学着做针线和家务。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做鞋、补袜子。
每当提起奶奶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温暖，她是影响我一生的人，给我留下了一生美好的回忆。是她老人家把我和姐姐拉扯大，并教我们怎么独立生活，怎样堂堂正正做人。她聪慧美丽，可爱慈祥，教子严明，持家有方，典型的东方女性。勤劳而又善良，热情而又慷慨是她的特点。每天很早起床，生火做饭，准备鸡食，等我们起来时，总能吃上她老人家做的热腾腾的早饭。她常说"早睡早起，没病惹你"。每天有条不紊地安排一日三餐，虽然经济不富裕，但老北京的可口饭菜有滋有味，回味无穷。有时做了饺子等好吃的还要送给街坊邻居们品尝。每当邻居家奶奶病了，她就做一碗热汤面，再加个荷包蛋，趁热端过去给她吃。还说"远亲不如近邻啊！"每当我们和同学或邻居小朋友有了矛盾，她总会说"屈己从人，吃亏是福"。奶奶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每年冬天我都能穿上她用旧棉衣改做的棉袄棉裤，暖暖和和去上学。我和姐姐写完日记常常念给奶奶听，喜欢听她说"挺好"，或给我加点内容，还愿意让她在我写好的毛笔字上画上红圈，表明这一笔写的不错。随着年龄长大，我和姐姐也懂事了，两人商量如何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决定要为奶奶买点好吃的。就在爸爸帮助下把长辫子剪掉卖了七毛钱，买了一斤草子糕给奶奶吃。为此我俩还挺得意，终于有办法表达我们的孝心了。
69年复课了，我和姐姐一起进了十五中上初中。学的是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政治和英语，学农、学军和挖防空洞就占去了几个月，待了一年，没学到什么知识，因为父亲下乡，我和姐姐的户口随父亲被迁到临县兔坂，这可让爸爸发了愁，那里还没 有中学，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我们再次失学了。
好心的大爷把我们接到天津，在大爷家和两个姑姑家住了两年。遗憾的是，在71年，亲爱的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
7 2年回到太原，在四中高中当了旁听生。我和姐姐住进一间9平米的偏单，背着书包往返于四中与西门外之间，每月爸爸从临县寄来20元生活费，平时住校，在学校吃红面擦疙斗和窝头，周末回来吃顿小米饭炒土豆，算是改善生活。好在老师和同学并不歧视我们，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我和姐姐学习很自觉并取得好成绩，分别当上班里的学习委员，并立志考大学。
但是在那个"白卷先生"的影响下，废除了高考制度，74年高中毕业时只好响应号召，到关帝山林场插场，当了一名林业工人，试用期每月十八元，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爸爸和姐姐帮我准备了被褥，打好行李，送我搭上林场的大卡车，心想好好干也许被推荐上大学呢。
我把场里发的新工作服和大衣送给爸爸，自己穿上旧裤子和爸爸的旧制服，和工人们一起上山，春天育苗，植树造林，冬天伐木，在美丽的原始森林里磨练了意志，强壮了体魄。一干就是4年。由于肯吃苦，不嫌脏怕累，得到工人师傅的好评，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却终因没后门，推荐上大学没份。一进场交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却因名额要留给局长女儿，而被拒之党外。75年的一次机会，我被工人师傅们推荐当上了红医工，去侯马培训班学习一年。77年又被重新分配到小神头林场医务室当了一名不脱产的场医，白天上山劳动，晚上为工人和附近老乡看病，从此跟医学结下不解之缘。
正在我为自己用针灸解除了几名工人的痛苦而高兴的时候，家里来信说恢复高考了，姐姐已经开始复习，让我也准备。天啊！四年来只知道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我的书在哪呢？翻箱倒柜才在箱子底儿找到一本尘封多年的工业基础，又借了几本课本开始复习。由于初中一年没学到什么知识，高考自然是名落孙山。只好回林场劳动。
然而，当代教的姐姐却一举成功，考上了大学。这对我震动很大，不服输的我决定第二年再考。这时，爸爸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批评我复习不专心，要摈弃儿女情长等等，我心里直喊冤，明明是初中没学到知识嘛，哪有那么多儿女情长呀！但这封信却坚定了我再冲击高考的决心。
离考试还有三个月，我参加了贺昌中学的高考复习班。学校离老四的文工团很近，她邀我与她同住在团里的窑洞里。四妹很有音乐天赋，十多岁就被选拔到团里，当时已是一名小提琴手。她琴拉得很棒，喜欢看名著，虽然没上几年学，可是张口就是名言名句。她很会做饭，想起她做的鸡蛋面还让人流口水呢！后来我住到学校集体宿舍，早晨5点起床，晚上12点才睡，猛攻数理化，拼命做题，狂背政治，渡过紧张的复习阶段。突然有一天发现饭票花完了，原来复习期间林场是不发工资的。赶快写信跟姐姐求救，几天后家里寄来了十元钱，我才能继续复习。高考临近了，老三也进了文工团乐队。考试那天，我带着两个妹妹的热情祝福和姐姐的来信鼓励，以及林场工友们的关心，走进了离石小学考场，把我三个月的复习成果一股脑挥洒在卷子上。完成最后一份答卷，我才深深抒了口气！径直回到林场劳动，行医，靠自己挣的20多元钱养活自己，免得靠家里养活。
接着是报志愿，我数理化不错，想报理工学院，将来当工程师，或学林继承父业，或学医…，还是打长途征求爸爸意见吧，不巧他出差了，同办公室的张宏才叔叔说，女孩子家还是学医好，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医生命运。
等通知的日子是很煎熬的，每天心里忐忑不安。有一天住场门口的张变环把我叫到她家，笑着把一个信封交给我，原来是山西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结束了插场生涯，开始了大学生活。
五年的大学生活是很紧张的，高等物理化学，组织胚胎学，解剖学，生理，生化，病理学，诊断学，药理学，统计学，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 儿科学，我最喜欢的是动物实验课，老师把我们分成组，给动物做阑尾切除术。上课前先从饲养场把"病人"（一条成年狗）接来，每人担任一个角色，术者，一助，二助，三助，麻醉师，护士各司其职。麻醉好，手术开始了，开腹，寻找阑尾，结扎，切除，清点，关腹，"病人"醒了。实验课培养了我们作为一名医生的相互配合的团队精神。
20多年的职业生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有成功的喜悦：那是当我为痛苦中的病人解除了病患使她们重返健康生活；当我为盼子心切的产妇捧上了她的宝贝，看着他们母子情深的时候。有心悬一线的惊险：当抢救危重病人，母子危在旦夕，经艰苦努力，病人还是命悬一线的时候。有自责和痛苦：当遇到棘手的病人，我采用了各种救治办法都效果不好，挽救不了他（她）的生命，我显得很无助的时候。最让我遗憾终生的一件事发生在21年前，我刚到省人民医院不久，我家老四临产了，我给她安排住了院。不幸的是产前不几天，姥姥的突然去世让她十分忙碌并伤心到极点，发现不舒服时才想到她自己。当时妇产科不受重视，没有产前监护仪器，只是一只老式听筒来监听胎心，监听结果胎心好。分娩过程也很顺利，谁知出生不到20分钟孩子突然窒息，产科主任，主治医，儿科主任及麻醉科医生急忙抢救，但气管插管见肺大量出血，当时现有的各种方法都用上了，还是不能奏效。老四看着我们忙碌的一群人，她猜出了孩子情况不妙，但我坚强的妹妹没有哭，一直到出院都没见她掉一滴眼泪，可我这心里比刀割油煎的还难受，还不如让我去死！最后孩子的奶奶要求放弃抢救。在杨主任帮助下征得老四同意，，请病理科做了尸解，结果是肺出血，什么原因呢？是血型不合导致溶血？还是宫内缺氧？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血库没开展Rh因子检测，加上他们两口子不久去了美国，谁也不愿意再揭开这块伤疤，所以不得而知。尸解完，还是杨主任帮忙，我眼含泪水，心里滴着血，把孩子送走了。之后的几年我都不能从痛苦、自责中走出来，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能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的亲人，这种痛苦是谁都体会不了的。如果我在产前对她多关心点，如果我们有先进点的胎心监护仪，如果能早发现宫内缺氧提前剖宫产的话…。以后的几年里，我千方百计为她圆做母亲的梦，终于几年后在多方努力下，她有了可爱的女儿，聪明又健康，看着她们母子情深，生活美满，我才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从那段痛苦中走了出来。也是从那时起，我钻研了围产医学和新生儿急救知识，之后不久，我们也有了胎心监护仪，完善了系统的产前检查工作，使新生儿死亡率降到了最低。
当医生很辛苦，当妇产科医生更辛苦。上班要准时，下班没钟点。每天8点上班，7点多就得查房，上手术常常连台做，不能按时下班，有时病人快下班时来了，就得加班完成病历，开好医嘱才能回家，经常一天工作十余个小时。隔三，五天值一次24小时夜班，如果有重病人或产妇难产就得熬通宵。24 小时后的一天休息日常常不能保证，因为下了夜班还要查房或手术，常常连续工作28—30小时，下午能休息已经很不错了。到了周末，两天休息日每天早晨得去查病房，只能休一天，另外那天得在门诊看病。我的住院病人看见我每天在病房，就问："杜大夫你怎么天天上班，不休息呀？"我笑着回答："有你在这儿，我舍不得休息啊！"只有我心里才知道，我笑得很无奈。但终究我还是喜欢我的工作的，尽管又忙又累，付出了太多太多，可它带给我的成功与快乐是任何事情没法代替的。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用在医生身上一点也不夸张。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患者的要求逐渐提高，医生需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什么时间学呢？晚上开夜车，周六日休息时，所以每时间顾家。
2 0多年过去了，经我诊治的病人有多少，我记不得了，上万了吧！很多人跟我成了朋友，她们信任我，尊重我，我也从中获得了最宝贵的东西——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写出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完成了一项关于子宫内膜癌的科研项目，达国内领先水平。
工作上的付出使我欠儿子的太多了，怀孕时每天骑车上班，九个月时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还坚持上班，结果早产，孩子很瘦弱。一岁多就送托儿所，经常闹病，从小很少陪他玩，
更不用说带他上公园、辅导功课了。去过几次动物园还是姥爷领着去的。他就自己玩，下了学不回家，跑到汾河边捉蝌蚪，捉蚂蚱…
波的故事 -- 国家好哪个家能不好呢？
小莱, 小波, 妈妈和小荔
据说妈妈怀我的九个月中大概有7个月在下乡。作为一个水土保持工程师，她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恐怕三十年是在农村度过的。直到快生的时候，妈妈才赶紧坐上汽车，从太原赶往成都的外婆家生产。车过秦岭的时候，妈妈甚至觉得我要被提前颠出来了。妈妈在成都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又回山西了。那时的产假只有56天。
50年代初，父母北京林学院毕业分配到山西。他们很快就结婚生子，九年生了五个孩子。也许是因为父母年轻体壮，也许还因为他们一个湖南人一个北京人血缘离的很远的缘故，我们五个孩子虽然在童年少年时吃不饱穿不暖，却都生的高大健康、头发浓密、唇红齿白。更重要的是，生命力顽强的父母给了我们坚韧、正派、简单、朴素、极具能量的种种基因。这些遗传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中风雨无惧，一路前行。
我还庆幸我能与我的外婆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很难见到像外婆那样克制、安详、高贵的女性，生活无论完美还是艰辛，她一生都在寻找平衡的生存之道。在那个没有德育、美育的时代，外婆教我们穿衣吃饭走路的规矩、教我们热爱艺术更珍惜情意，这让我们即使在三九严寒也常常遇到沿途美丽的风景与奇迹。
十四、五岁，我们姐弟就纷纷离家，求学、下乡、工作。我的妹妹十一岁就到地区文工团拉琴，成了国家干部。现在想来，无奈中早早把我们送出门接受苦难教育是父母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妈妈先带几个孩子下放，几年后她到地区工作，把我留在了汾阳县城上高中。高中没怎么上课，就在少体校练田径，我先后数次代表地区参加省运动会。后来省自行车队选中了我，妈妈一怕公路自行车危险，二对上学还心存希望，没让我去。我只好插队到北关园。一年365天，我上工360天,工分挣得养不活自己，却得到五好社员、公社摘棉能手、地区先进知青的荣誉。在村里，我的房东池姓大婶是我在孤独寒冷中的依靠,她给我悄悄留下的一块馍一根红薯超过现在的山珍海味。至今我几乎每年要去探望她。
在村里三、四年过去，我妈妈有一年来县里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她太守规矩，自己的女儿根本不在考虑之内。我在她住的县旅馆，眼巴巴看着一个又一个知识青年在她帮助下填表上北航、南大、山大、山西农学院、、、、、、而此时我自己在城里找工作，连县里最次的帘子布厂（县残疾人工厂）都找了，厂长斜着眼睛不搭理我。眼看离开农村变为不可能，在我动念考虑是嫁村东头二青还是嫁村西头二青的时候，妹妹荔给我报信：地区文工团要招一名贝斯手。我仗着小时候和外婆学过乐理、又学过一阵扬琴的经历，跑到省城直接找到省歌舞团的贝斯手---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乐手学琴。自己没琴，只能趁老师中午不拉的时候去拉，等他的时候就在旁边的公园读五线谱。学了一个多月就去考，文工团居然把我留下了。我拉琴不分昼夜，几个月下来，手上拉出了茧子。文工团上演《小二黑结婚》、《刘三姐》，我一个低音提琴手，愣是把全乐队总谱背了下来，台上演员所有台词唱腔我也一字不拉能背下来。其间，团里排练话剧《报童》，找一个个子高的演报童们的李大姐，选中了我，我大清早在地区体育场大声背台词，被省里请来导演此戏的郭导演看见，排演第一天就郑重表扬我。
1979年了，我一心就想在文工团留下来，根本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琴房挥汗如雨拉琴呢。哪曾想，国家这个时候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妈妈来动员我像大姐二姐一样考大学。我答应了，把贝斯放回琴盒再也没打开。复习三个月我掉了30斤。因为怕考不上正规院校，我还报了体院，天天除了复习功课还要进行各种操练。考试在县西关的东方红小学举行-----是一所低矮的平房。离考试没几分钟的时候，一场瓢泼大雨还把我挡在了考场外。坐在小学校那四条腿不稳的矮椅子上，我仍然不能确定这考试怎样将改变我的一生。
数学几乎是零分但仍然考了个高分，应该是全地区前几名吧。我报的是俄语专业，只有兰州大学在山西招俄语。进了兰大，老师说：你语文成绩相当好，上中文系吧。我就稀里糊涂的上了中文。后来总想这步棋走的不好---我怎么也该转到英文专业啊。但在中文系，我获得了一生的珍宝----我和班上其他11个女同学的友情。友爱和信任是我们的生命线，到如今我们早已谁也离不了谁。
在大学，我谈恋爱、演话剧、在校乐队拉琴、进球队、参加学运，就是没怎么用功读书，也许曾经有过的社会经历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83年大学毕业，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分配到国家通讯社，我也成为学校分配到这个机构的唯一女生。接着，我在职业上的幸运就是我得到一个符合我的天性的工作-----我是一名对外摄影报道编辑。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厌倦过自己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让我远离喧嚣，还让我与任何一个人群都能够深刻交往也让我的生活永远与众不同。我曾经用很多时间和数十位优秀的摄影记者奔波于道，奋战于野，共同完成我们的报道。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我到过中国的每一个省份甚至到过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在很多地方停下脚步做深入的报道。这种行走帮助我们寻找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更寻找与之关联的内外知识的相遇。
20多年下来，我积累的影像资源又促使我正在做更多于已于人有益的工作。总之，我一直在兴致勃勃地做自己能做的事，并尽力把它做好。
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人自有它的命运的轨迹。在固定的轨迹中，在哪里落脚在哪里安身立命不是我的意志能决定了的，所以我从不妄想推动命运的河流只愿跟着这河流顺势而动。
我们这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哪个家能不好呢?我们现在的日子大都简单平静，我也在心里日日为我的国家祈福：少危难多安稳，再别折腾。
莱的故事
1977年，高考重新恢复。次年，我的大姐和二姐分别考上了师专英语专业和医学院医疗系。此前，她们的身份分别是矿区中学的民办教师和官地林场的赤脚医生。那年，我17岁。
妈妈共生育5个孩子，从1977年起，每年考上一个，一家子出了五个大学生，号称"五子登科"！这件事在我们过去居住的那条街上，太原市新建路桃园三巷，很是出名！特别是1981年，当我被北京广播学院高分录取的时候，妈妈心里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眉宇间、步伐里，马路上远远和她错肩而过的人都会被她感染。
改革开放之初，"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我们五姐弟高考当作实现理想、摆脱厄运和提高生活标准的唯一出路。当时，如果不走"上大学"这条路，在没有"后门"可走的情况下，没考上就等于要成为城镇的"待业青年"，或永远的"插队青年"。那时节，每年的高考录取率低，几乎都是千里挑一、万人争渡。
我上大学，每个月有22元的助学金，这些钱刚够我吃饭、买书。我家同时有几个大学生在校读书，花费很大，家里供应艰难。我深知就里，不肆铺张，每月只敢向家里要五块钱。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把国家兴亡担在肩上，将来必要有一番大作为！出头之日也就在眼前。
那时的大学生走起路来气宇轩昂，信心百倍；与人交谈纵横捭阖，高谈阔论；办起事来干脆利落，雷厉风行，"当日事当日毕"。当时传媒行业流行优秀毕业生的标准是"四行"：出镜采访行，上路驾驶行，出国外语行，运动拳击行。简言之，就是广播电视节目编辑、采访、摄影、播音"一勺烩"的全能记者！
大学三年级，我用勤工俭学挣来的58元钱借了一辆自行车，利用寒假独自单车走辽宁、内蒙搞社会调查。一路险象环生，疲惫之至，回想当年心境和作为，真有些好笑。
30年过去了，我家姐弟五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各有建树。我现供职于国家电视台，是儿童电视、纪录片、卡通动画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参与创作了很有影响的动画片《蓝皮鼠与大脸猫》、《小糊涂神》、《济公传奇》《西游记》等，前两部的主题歌曲是由我写的。作为制片人和导演，我每年都会拍摄大量的儿童节目。
不料想，改革开放30年后，我自己有了16岁的女儿，我的后代面临与我面临着一模一样的竞争，高考仍旧是青年人唯一的出路，别无他途。为了她考大学，我们全家在学校附近高价租了房子，陪她读高三，早起晚睡一家人为出路一搏。日光荏苒、斗转星移，我的身份变了：学生变作老师，儿子变作老子，可任务却一点没变。
我的女儿，90后的孩子，爱读图、喜追星、求快乐、要轻松，反感传统，在内心想法上和我有"代沟"。问及理想或专业，她们总是最难回答。好在今天的孩子们心地纯净、性格爽朗、视野开阔、博识广闻，个个聪明伶俐，一定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唯愿如此。
